夏日的臺北，熱是有厚度的。打開門，太陽正在天外燃燒著，濃烈的熱氣一陣一陣襲來；到了午後，高溫再從路面、停車場與缺乏樹蔭的路口緩緩釋放回街道，直到入夜也不曾真正散去。這樣的情景，一年比一年來得早，也走得晚。

熱，開始成為日常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的統計，1850 年以來全球溫度持續攀升，2024 年更創下歷史新高。當熱成為日常，難免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模式：太熱就不出門買菜，改用手機叫外送。只是熱並沒有因此消失，而是轉嫁給了烈日下騎車的外送員。同樣一場高溫，對長時間曝曬的戶外工作者，或體溫調節能力較弱的孩子與長者而言，從來不是同樣的感受。

熱在城市裡也不是平均分布的。高密度、硬鋪面集中的街廓，往往比有樹、有水的地方更加炎熱。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林子平特聘教授調查指出，我們並非平均地生活在城市裡；熱，同樣也不是由每個人平均分攤。

那麼，一座城市可以怎麼降溫？

經典工程顧問公司主持人劉柏宏提出三個重要的因子：樹、水、風。樹蔭提供遮蔽，水體帶走熱量，風讓滯留的熱氣流動。而水圳重新開放、樹木適度配置，甚至是城市中的風廊設計，都是在重新處理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以臺大新生南路旁的瑠公圳再現為例，這條水圳長年被圍牆與鋪面層層遮蔽，整理之後，水重新見光，植栽沿岸配置，拆除的圍牆讓風得以穿過——人們也重新在此佇足。一位婦女推著嬰兒車走進其中，那一刻，原本因為炎熱而離開戶外的生活，似乎又一點一點地回來了。也許，面對越來越熱的城市，我們需要思考的不只是「怎麼避開熱」，而是如何讓城市重新變得宜居。

讓居民成為城市的園丁

吳振廷老師接著帶領聽眾一站一站落地，看不同城市的實地經驗。第一站是英國西約克郡的小鎮托德摩登（Todmorden）。2008 年，Pam Warhurst 在這裡發起「Incredible Edible」志願園藝計畫。鐵道旁的角落、車站停車場、居民的前庭花園，甚至警察局門口與墓園，都栽滿了水果、蔬菜與香草。原本僅為行人穿越的公共空間，開始長出可以被採摘、食用，也需要被照顧的植物——小鎮因此有了「可以吃的小鎮」、甚至是「不可思議的小鎮」之名。

Pam Warhurst 將整個計畫形容成三個「盤子」：社區（Community）、學習（Learning）與生意（Business）。最先轉動的是「社區」，大家自由地聚在一起，沒有太多複雜的目標，只是單純地想種菜。隨著越來越多人加入，這個盤子也慢慢帶動了另外兩個：當地居民與孩子從原本對農業的陌生，開始學習種植。再往後，甚至出現了販售農產品與發展地方經濟的可能。

種菜、照顧植物、分享收成，都是生活裡極小的事。但也正是在這些小事裡，人們開始跨過年齡、收入與文化的差異，彼此認識、互相幫忙，也重新建立起社區之間的關係。

在托德摩登的墓園也可以被拿來種植東西，Pam Warhurst 笑稱是因為這裡的土壤特別肥沃。

在巴黎，市長伊達戈（Anne Hidalgo）曾訂定綠化目標，希望在2020年前打造總面積達 100 公頃的植生牆與綠屋頂，其中三分之一的綠地將用於農業種植，鼓勵居民站出來，成為「巴黎公共空間的園丁」。

為了讓這樣的想法真正發生，巴黎以「種植許可證」賦權於居民，讓他們可以在城市的公共空間種植植物。同時提供一套完整的操作手冊，告訴居民可以怎麼種、怎麼照顧，以及如何解決硬體層面的問題，例如柏油路面的處理、土壤改良，以及提供種子等資源。從取得許可、開始種植，到長期照顧，居民取得了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也承擔起持續照顧的責任。

新加坡則發展出「園藝大使」（CIB Ambassador）制度。國家先培訓具有園藝專業的人，再將這些知識帶進不同社區，讓原本沒有園藝經驗的居民，也能慢慢學會照顧植物。當參與者越來越多，社區花園便不再只是單一的個案，而逐漸形成一個彼此分享經驗與知識的網絡。

「中介者」是這個案例很重要的角色：他們負責倡議、帶動與串聯，把不同的人、知識與資源連結起來，讓原本屬於個人的想法，轉變為社區可以共同參與的事。

日本的南池袋公園談的則是另一件事：經營。2016 年重新迎接大眾走入，這座公園並未將設計完成視為終點——空間真正開始被使用之後，另一段工作才正要開始。南池袋公園採取「多方協力」的治理模式：政府負責政策、土地與行政協調，設計團隊處理空間與活動設計，民間經營者則承擔日常營運。園內的咖啡廳要與公共空間產生什麼關係？可以帶動什麼樣的活動？又要如何讓社區居民願意走進公園並停留？對此，經營者必須持續思考、討論，並反覆調整策略。

從巴黎的賦權，到新加坡的知識與中介者，再到日本的經營，三者談的其實不只是如何讓居民參與城市治理，而是如何延續這股能量。一次種植可以是開始，一座公園也可以是起點；唯有當居民同時擁有使用空間的權利、參與所需的知識，以及持續投入的機會，公共空間才不只是「被設計出來」的地方，而是大家一起生活、共同經營的所在。

讓城市慢慢改變

「戰術都市主義」（Tactical Urbanism）則是另一種推動城市綠化轉變的路徑。有時候，政府的行政程序較為緩慢，面對成本與風險，城市不一定要一次做到最好，也能透過小規模、臨時性的行動，測試階段性的改變是否真的能帶來不同的環境品質。

先前在「國際 15 分鐘城市如何在臺灣落地」的講座中，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系副教授暨系主任連振佑老師曾提到臺灣道路過寬所造成的問題。吳振廷老師也分享了一個與道路空間有關的案例。

2005 年，舊金山 Rebar 藝術設計工作室發現，在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裡，只要付出幾枚銅板，就能在市中心取得一小塊屬於自己的空間，也就是一個停車格。他們付了停車費，在原本停車的地方鋪上人工草皮，擺上椅子。短短兩個小時的停車時間裡，人們可以在此坐下、聊天、停留。

這場後來被稱為「Park(ing) Day」的行動，看似只是一次帶著玩心的實驗，實際上卻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把一點點街道空間還給人，城市會變成什麼樣子？而這正是戰術都市主義有趣的地方。透過可移動的家具、臨時性的設施，甚至只是短時間的空間改變，原本屬於車輛的空間，就有機會重新回到人的使用之中。

紐約時代廣場則是另一個例子，2009 年開始，政府以實驗的方式重新思考街道空間，先透過自行車道、臨時座椅等設計，觀察車流是否改變、人是否更加舒適，以及交通狀況如何。這裡重要的概念是「可逆性」——做了若不合適，隨時可以回到原本的樣子，城市因此有了大膽嘗試的空間。幾年的測試與數據累積，最終成為 2015 年全面街道設計的基礎。

從微型空間找出改變的縫隙

這樣的概念，在臺北也有自己的實踐。臺北是一座產權複雜、生活密度高，且已經發展許久的城市，很多事情並不是想拆就拆、想改就改，更需要透過一次次的測試，慢慢找到改變的縫隙。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自 2014 年開始推動的「Open Green 打開綠生活」計畫，因此嘗試從微型空間切入，讓綠生活在城市的角落裡發生。

吳振廷老師特別分享了「社區工具間」的案例。一處位在社區巷口、原本閒置的空間，經過整理後成為居民共用的場所。整理之初，居民想的是：能不能創造一個機會，讓平常較少參與社區事務的人，也有走出家門、認識鄰居的理由？「工具」成為人們相聚交流的契機。有人帶著東西來修，也有人開始分享自己會做的事情。空間活化了，人也走了出來，原本沒有太多交集的居民，開始在這裡產生新的關係。

一次綠色改造留下的，因此不只是一塊整理好的具體基地。當空間被打開，跟著進來的還有人、知識、活動與各種日常行為。有人因為喜歡種菜而認識彼此，有人因為孩子參加活動而走進社區，也有人只是為了喝一杯咖啡，就在同一個空間裡與陌生人有了交集。

回到最開始的問題：面對越來越熱的城市，我們究竟能做些什麼？從托德摩登的菜園、巴黎街角的種植許可、一個停車格到一處社區工具間，這些案例共同點明的是，城市不必等待規劃完成後才能產生改變；有時候，真正的改變反而藏在那些看似微小的行動當中。

當我們再次走在一座越來越熱的城市裡，也許可以留意身邊的樹蔭、河畔、可以坐下來的角落，以及原本不曾聊過天的鄰居。降溫因此不只是讓氣溫低一點，也是讓人重新願意走回城市，與空間、與鄰里產生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