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不自覺地把現在的生活形態當成歷史的終點、不自覺地放入所謂『目的論』的思考，很容易就會產生一種站在文明頂峰的錯覺。」作為雄本讀書會的領讀人，團隊策略顧問、也是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常務理事－朱逸恆老師以此破題，邀請參與夥伴跳脫日常框架，循著《反穀》一書脈絡，展開跨越數萬年的人類文明史思辨。

人類與環境的雙向馴化

在過去國家中心的歷史敘事中，定居農耕社會的出現，常被視為人類邁向國家文明的關鍵節點——但《反穀》提出了與普遍印象截然不同的觀察：早在第一批階級分化的、築有圍牆的、徵稅的小邦出現前四千年，便已出現了穀類栽培與定居現象；而在農耕社會出現後，人類同樣保有漁獵採集的生活習慣，而非迫不及待地投身於依賴單一作物的農業體系當中。

隨著「農莊模組」日後遍及各地，人類看似成功塑造了地景、栽培作物並圈養牲畜，卻也反過來被定居生活的運作邏輯給馴化了。除了生理結構產生變化之外，日復一日的重複性勞動與明確的疆界劃分，亦逐漸取代了過往逐水草而居、順應自然節奏的靈活與彈性。反思臺灣日常生活，我們所習慣的農民曆、二十四節氣，甚至是各種儀式活動，其實都與農業社會強制性的勞動週期綁在一起。

定居社會不僅聚集人類與家畜，也同樣吸引了鼠類、鳥類、寄生蟲與微生物，成為跨物種傳染病的溫床。如霍亂、天花、麻疹、水痘等流行病的爆發與傳播，即與高密度的居住環境相關。儘管如此，面臨疾病威脅與健康條件下降，人口卻是不減反增——免去了頻繁遷徙的負擔，加上對大量勞動力的迫切需求，定居社會的生育率大幅攀升，也締造了國家發展所需的人口基數。

「穀物」造就國家

早期的國家政權，多是奠基於定居農耕社會才得以成形：穩定的農牧業盈餘能夠支撐整體社會結構，為官員、工匠、軍隊、祭司、貴族等非生產者供應糧食。正因如此，農耕生活也逐漸轉變為必須持續擴大生產的常態，而早期國家幾乎不約而同地選擇以小麥、水稻、玉米等穀物來支撐政權。

對此，朱逸恆老師點出了可讀性（Legibility）的概念：穀物之所以勝出，在於其突出地表、同時成熟、易於儲放與量化分配的特性。相較於深埋地底、難以清點的根莖類作物，或是需陸續採收的豆類作物，穀物完美契合了掌權者計算稅收、編列配額與徵用資源的治理需求。

既然定居農耕的生活如此勞苦，為何人們並未選擇離開？《反穀》提出了與傳統論述相悖的觀點：古代的城牆建設，部分原因固然是為抵禦外敵，但防止國內勞動力逃離也是同等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總有一群四處遊牧、拒絕被規訓的群體在牆外徘徊——他們有時與國家貿易，有時進行掠奪，成為了與國家相互依存的「暗黑雙胞胎」（參與夥伴們打趣地將其投射到現代職場，對於受組織規範、按表操課勞動以外的生活型態不免感到幾分嚮往）。而文明「崩潰」後的所謂「黑暗時代」，在國家的宏大敘事中或許是場災難，對當時的人們來說，卻可能是離散到山林與濕地，重返多樣性生態的自由時刻。

在水泥叢林中，找回城市生活的多樣性

將凝望歷史的目光拉回自身，《反穀》一書對於文明邊緣與生活型態的重新審視，正好回應了雄本團隊對於城鄉發展議題的關懷。現代社會對於標準化、高效率的追求，讓城市地景逐漸趨向單調與均質化；而老屋再生所願保留的，正是空間中所承載的多元生活型態，以及溢出於主流歷史敘事之外的微小真實。

每月一次的共讀與思辨，是我們在繁忙工作之餘，刻意留下的空白。期盼未來夥伴們能夠不斷跳脫框架，將這份對於多樣性的反思帶回日常實踐，讓每一棟新生的老屋，都能安放一種看待生活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