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見於日本、韓國與臺灣的「農會」組織，是如何收攏一地的物產與人情，又在百餘年間經歷過幾次轉身？

長期與臺東長濱鄉農會協作的雄本團隊，始終對這個問題抱持著好奇心，這次有幸邀請到凡止文創執行長、農業史學家范雅鈞老師來訪演講，從第一家農會的設立談到信用部門的興衰，以及農會在當代的嶄新意義。在理解組織發展的同時，我們也期盼能將這份宏觀的歷史視野，落實為地方協作的思考脈絡。

與世界同步的島嶼臺灣

「臺灣的農業具備先天的商業性。」范雅鈞老師提到，早自荷治時期，這座島嶼種下的米、茶與甘蔗便是面向外銷市場。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雖從殖民母國的最大利益出發，治理臺灣時卻選擇先進行調查研究，再將內地的農會與產業組合制度逐步引入；其中，更以「殖產興業」的精神收取地租、改良耕地與農產品質，並在 1900 年催生了臺灣第一間農會——三角湧農會（今三峽農會），距今已有 120 餘年。

事實上，日治時期的農會由兩套並行的系統組成：一是集結地主、提升生產技術的「農會」；二是由政府鼓勵各地、地方仕紳階級集資成立的「產業組合」（信用組合），其運作模式恰好回應了農民最迫切的需求：作物收成之前，一家人的生計與耕作的本錢從何而來？產業組合將零散的資金集結成有規範的互助網絡，讓農民得以用合理的條件融通資金；而握有資本的地主，也有機會轉型為投入金融業的企業家。

這套互助思想並非臺灣獨有，其源頭可追溯至 19 世紀英國的羅虛戴爾公平先驅社（The 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工人階級為取得價格合理的日用品、共同採購的社團，被視為近代合作社運動的起點。當源自工業革命後歐洲的合作精神在東亞落地，臺灣其實也正與世界同步呼吸：從面向國際的商業化農業，到方興未艾的合作金融產業，這座島嶼從未偏處一隅，而是與當代脈動並肩前行。

戰後的另一種風景

1946 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日治時期的農業金融體系也隨之易主，各地產業組合的資金原本往上匯集於產業金庫，如今改組為「臺灣省合作金庫」。然而，轉變的過程並不平順：政府一度依自身法令，拆分了原先分工並行的農會與產業組合，卻也讓專責輔導生產的農會頓失財源——直到 1949 年兩者重新合併，產業組合才化為農會信用部，逐漸成長為日後重要的收入來源。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也如火如荼地推行著「耕者有其田」政策：徵收地主的土地，再分配給實際耕作的農民，並以臺泥、臺紙等四大公營事業的股票與債券作為補償。部分地主將昔日的土地資本轉化為金融與工業資本，順勢投身新興產業——這與日治時期地主轉型為企業家的軌跡遙相呼應。而當無數佃農成為地主，負責供銷、信用與技術輔導的農會，也順勢成為他們銜接市場、調度資金、學習新法的依靠。

此後，在美援與康乃爾大學系統的影響下，農事指導、家政與四健會等推廣工作陸續引入臺灣農會組織，自此形成了揉合日本與美國兩套系統的獨特存在。從生產供銷、金融業務到技術教育，農會的角色越疊越厚，逐漸深入農村生活的各個層面，成為照看地方大小事的據點。

為地方創造價值

一個好的農會，能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承接地方需求——畢竟少有企業願意在損益難料的情況下，為地方投入好幾年的心血；而這樣長期陪伴的角色，多半只有農會才能夠擔起。身為美濃未來超市的統籌規劃人，范雅鈞老師便以美濃區農會為例，說明農會如何以近乎企業經營的思維，帶著地方居民走過轉型的關卡。

美濃地區過去以菸葉、稻作與養豬為當地經濟命脈。然而，1997 年一場席捲全臺的口蹄疫重創了養豬產業，而後為整治高屏溪水質而推動的離牧政策，又讓盛極一時的美濃豬走入了歷史；2002 年臺灣加入了 WTO，廢止菸酒專賣制度，菸葉種植也逐步退場。短短幾年間，三大支柱倒了其二，美濃被迫尋找新的出路。

危機就是轉機，美濃區農會帶著農民從品種、品質到品牌一起下手：嚴格控管耕作流程，確保稻作不混入他種，讓高雄 147 號這樣的好米維持純正細緻的口感；秋冬裡作則主打白玉蘿蔔——原先離土便容易腐軟、難以長途運送的尋常作物，在倉儲與加工技術改善後得以保存銷售，再結合國道開通後湧入的旅遊人潮，搖身成為一年創造數十億產值的觀光農業。

而在稻作與蘿蔔之外，美濃區農會也以紅豆為媒介，替長者找到了延續生活重心的方式。紅豆能涵養地力，種植又高度仰賴機具，年長的農民即使體力不再，仍可憑藉長年務農的經驗調度耕作時序。這份「綠色照顧」讓長者得以走出家門、保有尊嚴與收入。

「過去決定現在，現在決定未來：宏觀臺灣農會史」講座側拍。

回望農會百年以來的發展，講者為其歸納出耐人尋味的特點：既協助中央政府落實農業政策，也是仕紳投入地方事務的場域。土地的脈絡始終延續，而地方菁英隨政權更迭幾經汰換——農會的韌性，正是在於不變的土地與流動的人事之間，為地方備好所需。

深植土地的協作模式

如何讓地方真正被看見？范雅鈞老師以「旗袍」為喻，說明每一項策略都該為地方量身訂製：如麻豆自古作為交通轉運站，在供銷空間的營運上就該凸顯其集散周邊物產的角色；換作北埔農會，則要融入在地特色與遊程體驗。務必詳實調查一地風土與歷史脈絡，才能為其設計合身的再生策略。

回看農會來時路，不難發現它是以互助之力長久陪伴地方，從生產一路擴及金融、教育與生活的存在。雄本團隊與長濱鄉農會長久以來的協作，某種程度上正好接續了這份精神——雙方的合作最初是從空間出發，卻也逐漸延展至社會層面：從協建冷鏈倉庫、修復長濱三間屋，到經營 Luma Base 魯瑪數位遊牧基地，甚至是推出如「長濱六岸」等公益禮盒，我們希望以私人企業的靈活，補上農會在加工、包裝與銷售上需要的助力，也期盼藉著農會深入地方的網絡，讓資源抵達偏鄉教室。

雄本與范雅鈞老師的相遇，也正是來自於這份對土地的關注。團隊先前讀了老師的《臺灣酒的故事》，也曾在本書分享會上聆聽地方與物產的故事；期盼本次內訓所累積的養分，能夠成為團隊與地方協作的過程中，時時回望與對照的座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