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資源與碳排的關係

細看全球資源開採量與碳排放量的趨勢圖，在 2050 淨零排放蔚為共識的同時，各國的資源消耗是否真的同步下降？

近年碳排放的增速雖已逐漸趨緩，但隨著全球人口增加，許多開發中國家仍在逐步建置民生基礎設施。按下開關就有電、打開水龍頭就有乾淨的水，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便利，其實都仰賴龐大的硬體工程支撐；而每一項建設的推進，都意味著大量建築材料與自然資源的投入。

將視線拉回自己的生活，也能看見類似的矛盾。為響應節能減碳，高效率的冷氣、家電逐漸取代了老舊設備——立意良善，卻也同樣掀起一波波的淘汰潮。當我們一方面追求淨零，另一方面卻仍持續增加資源使用量，如此的消費模式是否真能支撐未來的城市發展？

問題的根源，在於現行經濟模式仍遵循「開採、製造、使用、丟棄」的線性系統。資源從取得、加工到成為產品，每一階段都伴隨著碳排放與環境負擔。而在各個產業之中，營建業尤其關鍵：建築相關產業佔了全球約三成以上的溫室氣體排放，消耗約五成天然資源，也製造出大量的建築廢棄物。臺灣作為一座土地與資源相對有限的島嶼，所面臨的挑戰更是明顯：剩餘土方難以處理、營建成本節節攀升，都是線性經濟模式在此地設下的難題。

從設計開始的循環思維

「有人知道我手上的這支簡報筆，該怎麼回收嗎？」陳惠琳顧問向現場聽眾拋出問題。簡報筆、麥克風、桌椅、投影設備⋯⋯講座空間裡的每一件物品都由各種材料組合而成；未來的某一天被丟棄時，又會去到哪裡？

答案往往不甚理想。我們大部分的廢棄物，是被整批絞碎後再嘗試回收利用，這種方式稱為「降級回收」（Downcycling）。然而絞碎過後，塑膠與金屬混雜在一起，能真正再利用的比例非常有限，許多資源也就此失去原本的價值。如果一件產品在設計之初，就能預先想好未來如何回收，讓材料能被有效拆解與循環利用，它便不會輕易成為垃圾——換言之，真正的循環，從源頭的「設計」就已經開始了。

循環城市的多元實驗

想知道一個人的身體是否健康，我們會安排健康檢查；那麼，一座城市是否健康、是否具備循環能力，同樣需要一份屬於自己的「健檢報告」。

荷蘭政府早在 2016 年便宣布，將於 2050 年前全面實現循環經濟。然而，在盤點城市的資源流向後，浮現的卻是一連串值得警惕的訊號：超過六成的原物料仰賴進口，廢棄物、廢水與碳排放持續產生，多數廢棄物只能降級回收，甚至有相當比例被送往焚化發電——其中，建築材料正是占比最高的一項。

於是，阿姆斯特丹依據生態影響、經濟重要性、價值保存及變革潛力四項指標，制定循環營建策略，希望讓每一項材料都能被有效使用、再利用，而非在一次消費後便走向廢棄。

擬定了策略方向，真正的難處在於落實。作為最早推動循環經濟的國家，荷蘭這幾年累積了許多值得參考的案例：如荷蘭電力公司 Alliander 改建總部時，保留了 80% 的原始結構並進行空間接合，讓建築本身成為一座「材料銀行」。

荷蘭銀行（ABN AMRO）的「循環展示館 CIRCL」則將拆解融入了設計思考。由於預期只會使用該土地一段時間，建築從一開始便設想到未來拆解與再利用的可能；五年後建築如期拆除，多數構件也重新回到了循環系統之中。過程中有個動人的細節：為因應歐洲氣候，銀行向員工募集家中不再使用的牛仔褲，將其轉化為建築隔熱材料。日後經過時，員工可以說一句「我的牛仔褲就在這棟建築裡」——建築因此不再只是空間，更建立了人與環境之間的情感連結。

同一棟建築還藏著另一層巧思：荷蘭銀行與三菱電機合作，將電梯改為依照使用次數計費，而非一次買斷。建築拆除後，電梯便回到製造商手中。當產品的所有權仍掌握在企業手上，廠商自然更有動機將其設計得耐用、易修復、易拆解。看似微小的計費方式調整，翻轉的正是過去追求大量銷售的線性商業邏輯。

另一個經典案例，是荷蘭的 Madaster 平台。過去我們認為建築會隨著時間折舊，但其中的鋼材、鋁材其實始終保有價值。只要建築在設計之初便預留拆解的空間，這些材料便不會輕易成為廢棄物。Madaster 為建築建立「建材護照」（Material Passport），詳細記錄外牆、結構、室內裝修與家具的材料種類、數量與位置，甚至標示出當前的市場價值。它就像一本建築的存摺，讓未來拆除的那天，人們能夠清楚知道其中有哪些材料、又可以如何再次利用。

除了材料管理，荷蘭也從商業模式重新想像建築的使用方式。鄰近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Schiphol Airport）的 Park 20|20，將電梯、玻璃、樓板、照明設備等改為租賃模式，並透過模組化設計，使空間能隨需求改變——今日的辦公室，未來或可成為旅館或住宅。疫情後遠距工作興起、辦公需求鬆動，更凸顯了這份彈性的價值。原來循環設計不只關乎材料的去留，也能從空間的彈性使用規劃切入，讓建築在漫長的生命裡保有轉身的餘地。

循環的對象也可以放大至一整塊土地。位於阿姆斯特丹北區的 De Ceuvel，原是擁有上百年歷史的造船廠，產業沒落後，土壤受油脂與重金屬污染，一度荒無人煙。由於整地成本過高，團隊改採復育的方式，讓植物慢慢吸收土裡的污染物；廢棄的船屋則被改造成創新工作空間。園區內進一步導入雨水回收、廚餘堆肥、沼氣系統與堆肥廁所，建材也盡可能使用回收材料，成為循環經濟的實驗場域。

順著同樣的思路，鹿特丹的循環經濟基地 BlueCity 由廢棄的熱帶游泳池改造而成，聚集了五十多家新創團隊，將港口剩餘的資源重新轉化：芒果皮做成皮革、海藻化為顏料、過熟的水果釀成果皮啤酒。進駐團隊彼此串連、互為上下游，試著搭建起一套能夠自我循環的在地系統。

循環的推力不只來自民間，政府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推動循環採購，不再購買燈具，而是向飛利浦購買照明服務。當帳單計算的是「光」而非「燈」，飛利浦為了降低維修成本，自然願意把燈具設計得耐用且容易維修。從一棟建築、一處廢土、一座機場到整座城市，荷蘭的眾多嘗試，皆重新校準了人們看待城市經濟模式的視角。

圖一／陳惠琳顧問分享 BlueCity 的創新設計思維。
圖二／換上一副不同的眼鏡，過去眼中的廢棄物，也可能成為下一個產品的起點。

如果可以改變臺北的一件事，你會從哪裡開始？

談到循環經濟在臺灣的實踐，陳惠琳顧問分享，臺北市於 2020 年發布《循環城市白皮書》，希望將循環經濟的理念導入都市發展；前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局長林洲民在參訪荷蘭後，深受「材料銀行」概念啟發，也開始思考如何將循環設計落實到公共建設之中。

位於臺北 101 35 樓的共同工作空間，便是一項具體的嘗試。過去外商企業租約到期後，室內裝潢往往全數拆除，成為大量營建廢棄物。因此，臺北 101 與 IKEA 合作，導入家具租賃模式，由廠商負責家具的維護、更換零件與後續再利用，將「以租代買」與「產品即服務」的概念真正帶入辦公空間。另一項代表案例則是南港機廠公宅，也是臺北市首座循環經濟示範建築。設計團隊將模組化、預鑄工法、回收建材等循環概念納入規劃，探尋建材再利用的可能性——儘管距離百分之百的循環仍有一段距離，卻已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並獲得國際循環建築認證。

陳惠琳顧問也提到，要真正推動循環建築，回收之外更關鍵的是「共同的規格」。過去建築師常因設計需求，使每棟建築的門窗、廚房甚至衛浴尺寸各不相同，建材因此難以跨建築再利用；唯有透過模組化、規格化與預鑄工法，建材才真正具備循環流通的可能。

既有建築的拆除方式也正在改變。面對臺灣日益嚴重的營建廢棄物問題，豐譽營造團隊與政府合作，在舊衛福部防疫中心拆除案中，率先示範「精細拆除」工法。不同於過去以怪手直接夷平，團隊先規劃拆除流程，再將木材、玻璃、金屬、混凝土等材料逐一分類，透過回收與再製技術，重新成為家具、建材或生活用品，讓建築在拆除後依然擁有下一段生命。團隊甚至遠赴日本考察，研究模組化設計、建材分類與拆除流程，再將經驗帶回臺灣。

除了公共建設，民間亦開始出現循環建築的嘗試。2010 年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荷蘭館運用「可逆設計」，以螺栓取代焊接，木材、電梯、燈具乃至太陽能板皆採租賃或可拆解設計；展覽結束後，大部分材料都得以再次利用，如今持續在不同場域延續著它們的價值。

圖一／豐譽營造團隊與政府合作，在舊衛福部防疫中心拆除案中，率先示範「精細拆除」工法。
圖二／2010 花博荷蘭館以「可逆設計」為核心理念建造。

位於臺南高鐵特區的沙崙循環住宅，從設計之初便導入預製化、模組化與可拆解概念，公共空間的量體甚至能像樂高積木般逐層向上擴建，而非整棟拆除重建。受限於臺灣地震、颱風等環境條件，建築循環比例無法與荷蘭比肩，但透過設計，仍讓未來約四成以上的建材具備再次循環利用的可能。

循環的不只是材料，也可以是城市的記憶。陳惠琳顧問以臺北南門市場為例，提到新的市場建築保留了舊有的鋁門窗，重新切割、再設計，成為立面特色元素。正如建築師郭英釗所說：「循環的不只是材料，還有記憶。」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留下的不只是建材，還有世代居民在此生活、共同積累的回憶。

講座尾聲，陳惠琳顧問將視角再次拉回城市本身。她提到，生活的樣態不斷改變：從大家庭到小家庭，從進辦公室到遠距工作，建築與城市都需要保有更多彈性，以回應未知的未來。就連向來以前瞻視野著稱的阿姆斯特丹，也花了數十年的時間從汽車城市轉向自行車城市——城市的改變，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政策推動與市民共同參與，才有機會實踐。

「如果可以改變臺北的一件事，你會從哪裡開始？」講者最後拋出問題，邀請在場的所有人共同思索。或許，循環經濟真正改變的，是我們重新看待城市、資源與生活方式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