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長期投入老屋保存與再生工作的我們而言，修復完成往往只是文化資產重新進入當代生活的起點。建築重新開放之後，如何持續累積知識、連結地方、形成公共參與，並逐步建立長期運作的文化條件，也是這次參與第十屆 CAH 國際研討會，希望能進一步討論的核心。

從不同文化脈絡，看見文化資產保存的多重課題

第十屆 CAH 國際研討會於 9 月 8 至 10 日由杜林理工大學（Politecnico di Torino）、英國樸茨茅斯大學（University of Portsmouth）及義大利卡利亞里大學（University of Cagliari）合作舉辦，在杜林理工大學舉行。議程涵蓋了建築保存、都市與地景、數位技術、社區參與、文化治理、文化永續等不同面向，也呈現出相當多元的地域背景：除了義大利、英國等歐洲學者，也有來自土耳其、西亞、印度及其他不同文化脈絡的研究者，帶著各自面對的城市、聚落、宗教建築、軍事遺產與歷史場所議題來到杜林。

不同地區擁有各自的歷史條件、治理制度與社會脈絡，因此所面對的保存課題也相當不同。有些討論聚焦於戰爭、衝突與政治記憶，有些關注觀光壓力與地方生活，也有許多研究進一步探討社區參與、機構治理與文化永續——對從臺灣出發的我們而言，這也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將熟悉的老屋實務放進更大的國際座標中重新觀看。

在一座「活著」的世界遺產裡談文化資產

CAH 國際研討會所在的場地本身，也是一個十分有意思的文化資產案例——瓦倫蒂諾城堡（Castello del Valentino）。

城堡坐落於波河（Po River）畔的 Valentino 公園內，前身為薩伏依王室的河畔別墅，到了 17 世紀逐漸改造成帶有法國宮殿特徵的法式鄉間別墅（maison de plaisance）。1997 年，瓦倫蒂諾城堡作為「薩伏依王室居所」（Residences of the Royal House of Savoy）的一部分列入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

到了 19 世紀，這座王室宮殿逐漸轉為工程與建築教育場所，今日則由杜林理工大學管理，是建築、設計與都市研究相關的教學與研究空間。學生、教授與研究者每天來往這座具有數百年歷史的宮殿，在其中上課、研究、開會與交流。

第十屆建築遺產保存研討會就在這樣的空間裡舉行。議程之間穿過長廊，在挑高的舊廳室裡聆聽簡報，關於保存與使用的討論，也和我們進出會場的路徑相互疊合。

從長源醫院出發，思考修復之後的文化生命

本次研討會論文由雄本團隊策略顧問朱逸恆與資深經理郭以諾、經理廖翊婷共同執筆，題為：
What Comes After Conservation? Adaptive Reuse as an Impact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研究以鹿港長源醫院為主要案例，特別關注建築修復完成之後，文化資產如何逐步形成長期運作的能力。

空間重新使用，可以帶來新的功能與使用者；文化永續則涉及社會關係、共同學習、公共詮釋與文化意義的累積——前者是建築的適應，後者是制度的形成，兩個層次彼此相關，也需要不同的機制支撐。這篇論文之所以選擇長源醫院作為案例，是因其機制建立於修復竣工之前，如今亦在持續摸索的階段。

研究從修復紀錄、策展提案、展覽敘事與利害關係人的回饋中，整理出四種逐步形成的機制，再以 AIIC 架構解讀其意義：知識轉譯（Knowledge Translation）對應當責（Accountability）、平台協作（Platform Collaboration）對應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關係再連結（Relationship Reconnection）對應包容（Inclusiveness）、反思性學習（Reflexive Learning）對應循環（Circularity），以此分析這些實踐如何為空間帶來文化永續的再利用模式。

壁畫修復是知識轉譯的例子。過程中的取捨、材料選擇與現場紀錄，後來成為展覽內容、工作坊教材與公共知識；與在地藝術節、學校、大學、藝術家和地方店家之間的合作，則使長源醫院從單一場館，成為鹿港文化網絡中的其中一處節點，也讓場館內容從單向產出，轉為與不同群眾共同促成。

圖一／長源醫院修護工作坊，由名襄文化李志上總修護師帶領參與者體驗壁畫保存的過程。
圖二／長源醫院與力野茶陶所協力舉辦手作陶藝課，繪製釉彩臺灣老花磚陶盤。

這些經驗進一步形成研究所提出的影響力溝通平台（Impact Communication Platform，ICP）概念。所謂平台，不只是某一棟建築或某一個組織，而是一組能讓不同角色建立關係、共同生產知識，並衍生下一步文化行動的條件。

因此，長源醫院提供了一個持續發展中的觀察案例。修復、再利用、展覽、教育與地方合作彼此交織，也使建築逐步形成一個可以不斷產生文化內容與公共關係的場域。

在改變與延續之間取得平衡

發表結束後，本場主持人、杜林理工大學 Francesco Novelli 教授針對長源醫院案例給予了一段讓我們印象深刻的回饋。他肯定計畫在保存、修復以及社區參與上的長期投入，也認為這項工作為建築後續再利用建立了具體的可能性。

Novelli 教授特別談到歷史建築的「認同（identity）」。歷史建築經常需要因應當代需求重新調整使用方式，原有功能很難完整延續到今天。因此，再利用過程中的重要課題，在於新的功能與空間介入能否尊重建築自身的特質、歷史與文化意義。

另外，Novelli 教授也提到部分文化資產計畫在商業轉型過程中，容易因過度追求新的使用效益，而犧牲原有建築的「完整性（integrity）」；但保存工作同時也需要容納合理的改變，讓建築可以繼續回應當代生活，否則歷史建築最終可能只是被凍結在某一個時間切片之中。

在他看來，長源醫院的案例在這兩者之間取得了相對良好的平衡。建築獲得新的文化功能，同時保留了原有空間、家族記憶與地方歷史，使新的使用與既有文化內容得以共同存在。

當制度本身也需要建立循環

會後交流中，另一個值得延伸的討論，來自長期投入印度軍事遺產保存的研究者 Mrudula M. Mane。對方從印度文化資產管理經驗出發，提出政府治理與機構永續的問題。

許多紀念性建築與文化機構由政府部門管理，但行政體系經常面臨人員更替、制度慣性與執行效率等問題。在這樣的條件下，研究者進一步詢問，該如何將關鍵的政府管理者與機構角色納入未來永續與循環性（Circularity）的框架之中。

本場發表人、雄本團隊策略顧問朱逸恆在回應中說明，發展 AIIC、ICP 等分析框架，其中一項目的就是試圖回應現代治理體系中過度線性、分工切割的問題。

在 ESG 所強調的系統思維下，研究、決策、執行、紀錄、回饋與下一階段行動需要彼此連結。計畫執行前必須釐清行動原因與目標，執行過程中也需要留下足夠的資料、判斷依據與知識成果，使後續參與者可以持續使用。

這些文件、資料庫與檔案，因而成為組織記憶的重要基礎。即使管理者更替、組織調整，只要知識能夠被保存、重新閱讀與再利用，經驗就有機會累積，並進一步形成制度上的循環。循環性的意義因此得以延伸到文化資產治理層次，關注組織如何學習，以及經驗如何被下一階段的工作再次運用。

圖一／雄本團隊策略顧問朱逸恆回應會後提問。
圖二／印度軍事遺產保存研究者 Mrudula M. Mane（左一）針對政府治理與機構永續面向提出疑問。

從鹿港到杜林

杜林這座城市本身，也提供了許多觀察文化資產與當代生活關係的機會。薩伏依王室留下的宮殿、巴洛克街廓、FIAT 所代表的工業城市歷史，以及近年發展的博物館、大學與文化機構，共同構成了今日杜林相當鮮明的城市性格。不同時代的建築與城市空間，在持續被使用的同時，也保留著各自的歷史層次。
這次參與 CAH，讓雄本團隊有機會把臺灣長期累積的老屋再生經驗帶進國際討論，同時從其他地區的案例重新檢視自己的實務。從建築修復、空間再利用，到知識轉譯、地方合作與制度累積，文化資產的生命往往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建構。

如同本次發表的題目：
What Comes After Conservation?
保存讓文化資產得以延續，適應性再利用讓建築重新進入生活；更長期的課題，則是如何建立可以持續產生知識、關係與文化行動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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